在香港民间流行一个笑话：一天，班上成绩最好的两位小朋友谈起长大后的志向。小红：我长大的愿望是做校长，可以教好多好多的学生。小明：傻的吗？我要做补习天皇！可以赚好多好多的钱！
香港补习文化有多盛行？不夸张的说，你在香港的街上走一圈，抬头就能看到巨型的补习班广告牌。补习班名师一课难求，档期排到三年后。
有着“补习天王”之称的林溢欣，身价已经达到年收入8500万港元的天价，是港府行政长官年薪的17倍。
而普通香港雇员在2018年的年薪中位数仅有21万港元。这也就意味着一个香港普通人工作350年，才抵得上林溢欣在补习班工作一年的收入。
补习老师作为香港新兴的有“钱”途的职业，受到不少名校毕业生的追捧。曾有牛津大学法学毕业的学生，从律师转行当补习老师，因为补习班能带来更可观的收入。
补习之风的盛行背后是香港家庭对补习的追捧。据悉，在1996年，还仅有34.1%的学生有补习经历，而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72.5%。
有调查显示，40%的香港家庭送孩子去了暑期补习班，超过10%的家庭竟为孩子报了超过6个补习班，可见对补习的热衷达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
据估计，香港学生一年的补习费就超过20亿港元，许多家庭的单科补习花销就能达到2000港元。即使是来港不久的家庭也很难不受到影响，随大流加入补习大军。
在香港想要活得潇洒，市民默认的办法是“不买房”、“不生娃”。否则，你不是被钱绑架，就是被社会绑架。
暂且不谈高房价，我们今天来谈谈香港的教育。虽然香港考生考港大的难度要远低于大陆学生考清北，但香港公认的8所公立大学每年招生人数仍控制在1.2万人，而每年参加考试的人数却在6万左右。
这也意味着香港的录取率在20% - 30%左右，低于内地的43.3%，香港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际上要少于大陆学生。
为了让孩子考上名校，不少家长在初高中阶段就开始发力，为孩子报各种补习班。甚至于有家长为了迎合名牌幼儿园只招一月份出生的孩子的特殊规定，连怀孕都要事先谋划。
用一名香港老师的话来说，补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在别人家孩子连上几个补习班的时候，你能不让自家孩子补习吗？那可能直接决定了你的孩子能否成为香港五分之一进入当地八大高校的幸运儿。
其实，香港的补习文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那时的教育普及度还远不及今日，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在那个香港经济迅速腾飞的年代，即使没有大学文凭，也有成为企业高管的机会。
从1982年起，香港尖沙咀街头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大量补习班。
与之相对的是，香港的经济发展速度却放缓了。
在97年回归的时候，香港的经济规模超过1.2亿，几乎是北上广深等9个前沿城市的GDP之和。
但2019年香港的GDP增长率却仅为0.5%，而同期，北京增长率为6.4%，上海增长率为5.7%，广州增长率为7.5%，深圳增长率为7.6%。
按照当前的局势，香港今年的整体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下降0.2个百分点，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发展机会十分有限。
此外，香港房地产投资在固资中的占比仅为40%左右，公共收入严重依赖土地交易和房产税。
作为连续九年房价最难负担城市首位，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和毕业生想在香港买房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租房蜗居是常态。
处于买不起房的困境，限制了香港年轻人的创新能力。互联网的大蛋糕，香港也没分到多少。此外，投资也是香港的一大软肋。
根据一家专业投资机构的数据统计，在北京的投资机构有3599家，上海3273家，而香港只有343家。而VC投资天使轮的更是少之又少。
补习之风盛行只是表象，隐藏在背后的是香港当下面临的困局：缺乏活力，缺少创新的动力，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亚洲四小龙的风采不再。
虽然通过补习获得一张名校文凭仍是许多家庭实现阶级跃升的最快途径，但也许更值得港人思考的是如何突破当下困局，激发年轻人的创新热情，带动香港走向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变革。
